颂赞 (第2/2页)

都是用于宗庙的雅正乐歌，不是一般宴会场上的歌咏。《周颂》中的《时迈》一篇，是周公亲自写作的；这篇贤人写成的颂，为颂的写作留下了典范。每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达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时晋国民众用“原田每每”来赞美晋军，鲁国人用“麛裘而韡”来讽刺孔子，这都是直接说出，不用歌咏，以简短的话来进行讽刺。左邱明和孔顺，都把这种话当做“诵”来记载。这是有了变化的不正规的颂；颂本来是用以告神的，这种变化已渐渐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颂》，内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东西来寄托情意，又把“颂”的内容推广到细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时的石刻，乃是称颂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汉代的惠帝和景帝时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颂产生。所以，颂的写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继不断了。如扬雄表彰赵充国的《赵充国颂》，班固歌颂窦融的《安丰戴侯颂》，傅毅赞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史岑称述邓后的《和熹邓后颂》，有的学习《周颂》，有的模仿《鲁颂》或《商颂》。这些作品虽然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它们赞美功德、显扬形容，其基本法则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写《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所写《西征颂》，就把颂写成长篇的散文，岂不是因过分的褒奖而违反了“颂”的正常体制！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有“雅”的用意却写得很像赋，为什么如此玩弄文词而远离“颂”的特点呢！还有崔瑗的《南阳文学颂》，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颂》，都是把序文写得很好，而精简了“颂”本身的篇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颂的评论，基本上是精确的，但其中说在颂的作品中“杂有一些风、雅的内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义，这不过是徒然声张一些不合实际的议论，和古代对于铸剑可黄铜白锡相杂的谬论差不多。到了魏晋时期的杂颂，一般没有超越正常的写作规则。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颂》为代表；陆机的作品，只有《汉高祖功臣颂》较突出。不过，他们的作品中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那是魏晋时期颂体已有所变化的作品了。

    （二）

    “颂”的写作，本来是要求内容典雅，文辞明丽。描写虽然近似赋，但不流于过分华靡的境地；严肃庄重有如“铭”，但又和“铭”的规劝警戒意义不同。颂是本着颂扬的基本要求来敷陈文采，从广义的意义上来确立内容。至于细致巧妙的描写，那就随作品的内容而变化。颂的写作，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

    （三）

    “赞”的意思就是说明，就是辅助。相传从前虞舜时的祭祀，很重视乐官的赞辞，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说明的辞句。至于益帮助禹的话，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说明，都是用突出的话来说明事理，加强语气来帮助言辞。所以。汉代设置鸿胪官，他在各种典礼上呼喊礼拜的话就是“赞”：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口头上讲的“赞”到司马相如进行写作，才在《荆轲论》中对荆轲进行了赞美。后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便借赞辞来进行褒扬或批评：那是用简要的文辞加以总结，用颂的体裁而加以议论；《史记》和《汉书》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作一总评，它和“赞”的名称是相同的。可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把这种“赞”误称为“述”，那就差得很远了。后来郭璞注《尔雅》，在《尔雅图赞》中，无论是动物植物都写了“赞”，内容兼有褒扬和贬抑。这和上面所说魏晋以后的颂一样，也是赞体发生变化之后的作品。

    （四）

    从赞的本义来看，它产生于对事物的赞美感叹，所以从古以来，赞的篇幅都短促不长；都是用四言句子，大约在一二十句左右，简单扼要地讲完内容，清楚明白地写成文辞，这就是它的写作要点。赞的产生虽然很早，但在实际中运用不多，从它的大致趋向看，是“颂”的一个支派。

    （五）

    总之，形容美德写成颂，赞扬功业写成赞；描绘形容和组成声韵，使文辞清晰而鲜明。这样的颂或赞，虽然年代久远，它的美好却像清晨那样新鲜。后世用颂赞来品评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辞采来作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