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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 (第2/18页)
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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