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论 (第6/9页)

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jianian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狼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