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求谏 (第2/3页)

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yin，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译文

    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百官中觐见的人，见到他都会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况后，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总是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诤，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公卿们说：“人要照见自己，一定要有明镜；一国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一定要借助于忠臣。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能办得到吗？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yin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jianian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如鱼得水，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说的话如不被接受，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陛下开拓思路，采纳臣民忠言，我等处在不避忌讳的圣朝，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称赞他说得好，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入宫商量处理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皇上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并且不断加以改进，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蒙蔽视听。像隋炀帝，他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又拒绝别人的意见，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商代的时候，箕子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孔子还评价他仁义。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难道就该一同去死吗？”杜如晦说：“君主身边有敢于直言的大臣辅佐，虽然自己治国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曾经赞扬过忠臣史鱼，说：‘卫国的大夫史鱼真耿直啊，国家有道义的时候他直言进谏，国家失去道义了，他还以死相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不接受忠言，就闭口不提意见呢。他身居要职，却苟且偷生，不肯辞官隐退，这和箕子装疯离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过去晋惠帝的皇后贾后要废掉愍怀太子，司空张华非但不据理力争，反而阿谀顺应贾后，苟全性命。直到赵王伦起兵废掉贾后，派使者捉拿张华时，张华说：‘贾后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不想阻止，只是怕贾后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使者说：‘太子没有罪却被废掉，你贵为三公，怎么不站出来说话？即使你的意见不被接受，你又为什么不辞退归隐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他被斩杀，株连三族。古人说得好：‘危难却不扶持，倾倒却不支撑，用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虽然面临危难却依然能坚守节cao。身居高位的张华既然不能成全自己的节cao，而保全自己的性命，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同样虞世基身为宰相，在该进言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他的确该死啊！”唐太宗听后很赞同杜如晦的观点，说：“你说得对。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才能够自身平安，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灭亡的吗？如果国君行为不当，臣下又不尽职，只知道阿谀奉承，苟全性命，凡事只知道说好，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谀，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尽职守，戮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业。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地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我们君臣之间切不可因为开诚布公，指出彼此的过错而相互误会和怨恨。”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我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大都由着自己的性子高兴或发怒。高兴的时候就胡乱赏赐，功过不分；发怒时就任意杀戮，是非不明。天下大乱，一般都是因为肆意妄为造成的。因此我非常警觉，无论白天黑夜，无不铭刻在心，希望各位大臣永远都能够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