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鉴戒 (第4/4页)

敛。”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jianian邪的风气。这不是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所以，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虑呢？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往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做上大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为高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君。这难道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犯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间受恩深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

    评析

    《君臣鉴戒》篇重点是以历史为镜子，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的道理。为此要以早自桀纣，近至隋炀帝的覆败为鉴戒，唐太宗要臣僚懂得“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的利害关系，指出炀帝无道，但“臣下亦不尽心”“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又从多方面引用历史故事，提请臣下注意竭尽为臣之道。魏徵等大臣也以历史为鉴戒，要唐太宗做一位善始善终的有道明君，要他看清“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礼，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的道理。又引用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来告诫：“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认为“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当然，唐太宗要群臣以史为鉴，主要还是让他们懂得事君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