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贤 (第5/5页)

。贞观七年，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高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高祖去世之后，唐太宗由于为他cao办隆重的丧事而cao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辞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当代名臣、人伦道德的榜样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怎不让我痛惜。”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诗，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内，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往回降唐朝。李仍占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回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假如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很不满意。使者把李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兴奋地说：“徐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进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果断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久又加授李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预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以为李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被俘，又逃回往返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随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往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有次忽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身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东宫时，调任李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往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马周，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京师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要百官上书讲政事得失，马周替常何陈述了有利于国家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情，让常何上奏朝廷，事事都很合太宗心意。太宗奇怪常何会有这样的才能，便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家里的一位叫马周的宾客代我写的。”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赶到，便派使者催促了四次。到谒见时，太宗同他谈得很高兴，便把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后来升迁到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长于陈奏，对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讲的话都符合实际。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一刻不见面，就很想念他。”贞观十八年，马周一直升迁到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身兼朝廷和东宫的官职。他处理事情公平允当，很受当时人赞誉。后来又兼代吏部尚书职务。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说：“马周看问题敏捷，办事慎重周到。至于评论人物，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数都能合我的心意。他既然竭尽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定要依靠他来共同地把政事办好。”

    评析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出身低微；有文有武，职位有高有低，从政有长有短，而共同点是都是贞观功臣，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贞观任贤政治的一斑。虽然贞观名臣不止这八人，后来凌烟阁画图绘像的功臣就有二十四人，但在吴兢看来，最能反映当时任贤特点而贡献最大的要数这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