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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松山大血战 (第5/11页)
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5 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我在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昔日备受歧视并领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的老兵们,竟然大多有过参加抗日战争的辉煌经历,其中有人甚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 这个发现确曾使我大大地激动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习惯鄙视和轻贱那些被宣布有罪和所谓历史有污点的人,把他们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于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 于是,我又在农场多住了些日子。在赤日炎炎的蔗林地头,在凉风习习的胶林和果园里,在农舍昏黄的电灯光或者烛光下,我的小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残存在垂暮老人记忆网膜上的遥远的故事,再由我如考古一般,把它们拂去尘土,一件件恢复原样。这样,我就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远征军,关于松山和腾龙战役,关于中缅印大战的第一手资料。我采访过的老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已经谢世,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我撰写的纪实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和极为宝贵的真实性基础。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大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着,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各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什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饭!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得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cao,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0三师三0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cao,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乞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rou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我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得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rou,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着喝着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岸,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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