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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和波兰诸小邦的存在，那么他第一次败退时，也许可以得到那些小邦心满意足的民众支持，在他们那里找到避难所。可是他富有诗意的胜利大厦没有基础，只是由他的天才悬系在空中，万一天才往后抽走，大厦就要坍塌。马其顿人在奔逐中建立了一个个帝国，波拿巴在奔逐中却只会将它们一个个摧毁；他惟一的目标是成为全球主宰，却没有考虑用什么办法来维持这个地位。

    有人想把波拿巴描绘成一个完美的人，一个有情有义、正直高尚、公正有德的人，一个像恺撒和修昔底德的作家，一个和狄摩西尼①和塔西佗一样的演说家。拿破仑的公开演说，他的哄骗或者劝告并未受什么先知灵感的启示，尤其因为它们宣告的灾祸并未发生，它们也就显得更是空话，而代表神的裁判权的耶西②却不见了：类似于耶西宣告尼尼微将要毁灭的话追逐着各个小邦，却没有追上，也没有将它们毁灭；这些话始终显得幼稚，并不崇高。波拿巴在十六年间曾是地道的命运之神：命运之神是缄默的，波拿巴本来也应该缄默。波拿巴并不是恺撒；他受的教育并不广博，亦不良好；作为半个外国人，他不知我国语言最重要的规则：他的话有些语病，说到底，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照样向全世界发号施令。他的战报富有胜利的说服力。有几次，在成功的陶醉之中，人们喜欢把战报扎在一只鼓上。从一片极凄伤的话语之中爆出要命的笑声。我曾认真读过波拿巴的作品：他童年的手稿，他写的长篇小说，他给布塔弗奥柯写的小册子——《博凯尔的晚餐》，他写给约瑟芬的私信，他的五卷演说辞，他的命令和战报，他未发表被德？塔莱朗先生的机构编得一塌糊涂的书信集。我在这方面较为内行，只在留在厄尔巴岛的一部蹩脚手稿里发现过一些与那位伟大岛民本性相似的思想：

    ①狄摩西尼(De摸sthenes，？—公元前四一三)，雅典将军，政治家，口才极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②耶西(Isaie)《圣经》中以色列国王大卫的父亲。

    “我的心既不接受普通的快乐，也不接受平常的痛苦。

    “我既没有给自己生命，也不会把它夺走，因为生命需要我。

    “我的灾星出现了，向我预报结局来临。其实我在莱比锡就发现了结局。”

    “我驱走了传遍世界的可怕的新思想。”

    这些话肯定出自真实的波拿巴的手笔。

    如果说，波拿巴的战报、演说辞、声明通告以笔力雄健出名，那么这种力量并非为他所特有，它属于他的时代，来自革命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身上已经衰微，因为他与之背道而驰。丹东曾说：“金属沸腾了；要是你们不注意炉子，都会被烫伤的。”圣茹斯特①说：“敢作敢为！”这句话含有我们革命的全部政策；那些干半吊子革命的人只是为自己掘墓。

    ①圣茹斯特(Saint-Just，一七六七—一七九四)，法国大革命时的领袖人物，曾任国民公会主席。

    波拿巴的战报超过这些豪言壮语吗？

    至于以下列书名发表的作品：《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流放中的拿破仑》等，不是由别人从他嘴里采访得知，就是他向别人口授的纪实作品，其中不乏精彩的战争描写，亦不乏对一些人的杰出评价；但归根结蒂，拿破仑只是在为自己写辩护词，只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解脱，只是在一些已完结的事件上，建造一些新生的想法。在这些辑录的作品里，褒贬交错，每种看法既有肯定的依据，也有断然否定的道理，难以分出哪是拿破仑的东西，哪是他那些秘书的私货。很可能他们中间每人都有一个版本，由读者凭爱好选择，以便在将来按自己的意愿创造拿破仑。拿破仑愿意留给后人什么样的历史，他就口授什么样的历史；这是一个写文章评论自己作品的作者。对一部多人文集倾倒，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因为这些文章不像《恺撤回忆录》，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作品，出自一个伟人的头脑，由一个卓越的作家撰写(不过维吉尔的朋友阿西尼乌斯？波利翁认为那些短小的回忆文章既不准确，又不忠实)。《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写得很好，对坦率而自然的赞颂受之无愧。

    拿破仑生前有一点最招人仇恨，那就是他事事都喜欢贬低人家：在一座被攻占的城市，他把重新安排几个演员的法令与废黜一些君王的命令放在一起签发。天主拥有万能权力，既支配整个世界的命运，也决定一只蚂蚁的一生，拿破仑的做法，就是对这种权力的滑稽模仿。在攻陷人家帝国的同时，他还加进对妇女的侮辱①。他从被他打倒的人所受的屈辱中感到满足。对于敢于反抗他的人，他尤其加以诽谤与中伤。他的傲慢等同于幸福。他认为压低别人他就更显得高大。明明是他的过错，但由于他嫉妒手下那些将军，就硬说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他是决不可能出错的。他们的功勋他不放在眼里，他们的过错他却总是揪住不放，横加指责。在拉米伊战役失败之后，路易十四对维尔卢阿元帅说：“元帅先生，到我们这把年纪，我们是不会快活的。”换了拿破仑，他是决不会这样说的。因为这种感人的大度，他根本沾不上边。路易十四的世纪是由伟大路易创造的：波拿巴创造了他的世纪。

    ①作者写这句话时，尤其想到了昔鲁士王后路易丝。——原注

    皇帝的历史被一些虚假的传统改变了，还将被帝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进一步曲解。如果存在新闻自由，任何记载的革命都可以让目光直达事实的深处，因为各人都如实说出他所见到的情况：克伦威尔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人们都把自己对护国公的行为与为人的看法告诉他。在法国，即使是在共和国时期，尽管刽子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真理还是显现出来；得胜的并不始终是一伙人；先上台的那帮人很快覆亡了，后上台的那帮人便把前面那帮人掩瞒的真相揭露出来：在两座绞架之间、在两颗掉落的头颅之间存在着自由。但是波拿巴掌权之后，思想受到钳制，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专制政府的声音，它自吹自擂，却不允许人家谈论别的事情，真理消失了。

    那个时期所谓真实的文章都是被收买的；不管是书籍还是报纸，都有得到主子的命令才能出版：波拿巴注意着《箴言报》上的文章；他的省长们按照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