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泼水情深 (第2/3页)

吓得回头就跑，逃命的一样。找到翻译后，我惊魂未定，用委屈的声音讲述了经过，怕为这件事讲不清受处分，谁知翻译听过之后哈哈大笑，说：“傻瓜，她是喜欢你，对你产生兴趣了！老挝姑娘求爱才给你一盆水呢，你要是答应就该也浇她一盆水才对呢。”

    我松了一口气，抓着脖子嘟囔：“幸亏不懂。我要听了你的也浇她一盆，那可真完了。吃饭的家伙也难保了…”我当司务长，考虑的自然是柴米油盐，部队一住下，便组织人下地搞生产。地就开在路边，天气酷热，我们干活只穿了背心裤衩。路上过来一群老挝妇女，挑着担，担子两头各拴一个小篮于，飘漂摇摇狠有诗情画意。老挝妇女很有意思，结过婚的常赤裸着上身，颤悠着两个Rx房走路。奇怪的是走到我们身边，全大惊小怪地停下来，指着我们又说又笑。我们听不懂，只好停下来跟着她们傻笑。这一来她们更开心了，指指点点，笑声一阵高过一阵。直到翻译来了，才弄明白。在老挝女人可以光背，可以赤课上身干活：男人可是不允许，光背不行，穿背心裤衩干活也不行，难怪姑娘媳妇们要取笑我们。我便笑着叹气说：”唉，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老挝宴请我们，就是宰牛吃牛rou。我们宴请他们可就不同了，中国莱是闻名世界的。

    记得部队归国前夕，宴请了老挝同志。当地盛县、乡领导都来参加了，我们给他们做了10几道菜，每道菜都被吃得一干二净，而且赞不绝口。

    那时，我已从司务长提升为后勤助理，还没离开原任，便亲自下厨房为他们做了个湖南的家乡菜——扣rou，他们吃得非常香，朝我坚大拇指，夸个没完。

    《聊斋》上有这么个故事：说一个商人泛海被狼冲到南方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当地土著人要杀他，他忙拿出船上的食品请这些人吃，以换取生命。土著人吃后，赞不绝口，请来他们的大王叫这个商人给做饭吃。大王吃过后，不但高兴夸赞，还指定了一个姑娘赏赐给这个商人，婚后生了孩子。

    这个故事我是相信的。因为我做了好菜，受到夸赞，也闹出个类似的笑话。

    我说：“我们要回国了。首长们既然夸我做的莱好，那我就留下来给你们做饭怎么样？”

    “真的？”老挝一位省爱国战线负责人两眼一亮，显然认真了。他高兴地喊起来：“你肯留在我们老挝，媳妇叫你随便挑，给最漂亮的！要几个给几个！”

    这下子我可狼狈透了，忙不迭逃离了现常在老挝，我们还看了他们国家杂技团的慰问演出。演出后，团长向我们介绍，说他们的团员都是中国的夏菊花培养出来的。怪不得节目看着眼熟，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顶碗、踩钢绳、软功…当时炊事班的战士们都说：夏菊花为中老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也为中老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谁能说做饭炒菜不是一大文化？

    当然，泼水过节也是文化。

    9点整。浓雾弥漫，群山像是浴后的处女，裹藏在缥缈的纱帷中；太阳像个顽皮的少年，悄悄地从浓密的原始森林里探出头，轻轻地，轻轻地撩起那帷帐，于是，雾纱飘升，化作一条条白色的绸带，把一个个山峰缠上又解开，解开又绕上…段苏权将军领队，工作组全体人员排成一队向寮中央所在地那垓走去，每个人的千里都拿着一件泼水器具：有的提着一只水桶，有的拎着一个脸盆，有的拿着一只水瓢，有的则抓着装满水的酒瓶。

    工作组住地距那垓不过四五里路，走了不到1个小时。

    就来到了寮人民党中央书记处。

    “中国同志来了！”

    随着警卫战士的一声喊，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副总书记诺哈，书记苏发、坎代都迎出来，见到段苏权所带队伍的架式，忙用刚学会的中国话说：“今天冷啊，少泼水！”

    “好！好！”“不泼不行。”…

    大家嚷嚷着，拥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像涌动的春潮。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泼水节；而且又是给老挝党的领导人泼水，工作组的同志一时有些拘束，不忍心将他们的衣服弄湿，只是象征性地用树枝蘸上水酒在他们的身上。

    “谢谢中国同志，谢谢中国同志！”

    老挝党的领导人承受着’“雨露滋润”连连道谢，外面一阵喧闹，是越南顾问团在阮仲永的带领下给寮中央领导人泼水祝贺来了。段苏权和中国工作组的同志们便起身告辞。

    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不好处。

    工作组的胡正清曾经参加巴特寮总政治部举办的第二期政治集训.就因为同老挝同志关系友好亲密而引起越南顾问的戒备与排斥。他说：——下午，我参加班里讨论，收集材料。休息时，我到哪里，哪里的巴恃寮就把我团团日住，友好交谈…当我从巴特寮中间回到临时办公处时，越南顾问对我开始戒备。原来，他同政治部刚主任松旺谈工作都是用老挝语，现在改为用越语。我们只有老语翻译，请他仍用老语，他说：“越南人应讲越南本国语言。”松旺发现越南顾问“吃醋”很尴尬。想改变原来的安排，让我去住招待所，我坚持留在集训班，没走。

    晚上，我参加讨论汇报会。老挝人用老语汇报情况是无可非议的，越南顾问却无理要求：“你们都用越语汇报。我的老语水平不高，怕翻译不准确。”我说：“本国人还是讲本国语言为宜！”松旺怕我同越南顾问闹起来，马上调和道：“同志们汇报时既可以讲老语，也可以讲越语，我来当翻译。

    讲老语时，我翻译成越语。讲越语时，我翻译成老语。”

    各班汇报之后，松旺用越语同越顾问交谈，准备请我讲话。越顾问一面使眼色一面建议休会。我的越语不好，但同越南顾问打交道半年多，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能听懂这些简单的语音。立即告诉松旺副主任：“我听懂了，就是让我们讲，我们对兄弟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指示’，请休会吧！”

    越南顾问已经狼狈不堪，松旺也显得不安不自在。

    为防止类似胡正清所遇到的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