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突出重围 (第7/13页)


    宋朝华说，这次就是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先把房子盖起来，并且做到环境优美、设施配套、价位便宜，还帮助农民解决就业问题，真正让他们安居乐业，结果在36天内成功搬迁了489户，都是城关农民，近乎神话。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这跟“先建房，后拆迁”的“新津模式”密不可分。安置房建设得怎么样，设施配套如何，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就会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搬迁。

    新津县的纯阳安置小区我看过，在园区和县城之间，进厂打工，进城购物，或者开个店铺做点小生意，都方便。何况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农民整巴实（舒坦、满意）了，当然愿意来。原来所谓“新津模式”就是“筑巢引凤”过去我们只听说招商引资要“筑巢引凤”没听说安置农民也要“筑巢引凤”的。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政府必须掏钱垫付工程款，补贴农民。不垫付工程款，房子就盖不起来；不补贴农民，农民就住不进去。这里面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有争议？

    宋朝华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这次我们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5000多万元让利于民，就引起了许多争议。大家都说凭啥子对农民那么好，凭啥子拿几千万给农民？我说，你们错了。仔细算一算，政府并没有亏。农民腾出的土地可以引进多少个项目、发展多少个企业？这些项目、企业可以产生多少税收、多少财富？算大账、远账，我们没有多拿给农民，只是提前支付给他们。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们工业的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应该反哺乡村。拿一点钱给农民，我们不是行贿，他也不是受贿。这是我们对农民的补偿，优惠一点也应该。只有让农民真正感到实惠，农民才会认为党的政策好，政府亲民爱民，才会拥护我们。在农民的问题上，我就主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宋朝华告诉我，他们这回是把“人情”做到底了。农民搬到新区以后，免费办理房产证，连工本费都不收，物业管理费免五年。过去他在农村有房子，他也不交什么费嘛！他分到的房子也可以卖。如果优惠的房子不允许农民卖，那就是假优惠了。他卖了房子以后，可以去买其他的房子，也可以去城里租房子，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生意。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他3万块钱就买到了，然后1000元一个平方米卖出去，可以赢利7万。他到其他地方去租一个房子，一年的租金不超出1万，剩下的钱就可以做小生意，拿去“滚雪球”这都是农民的权利。要给农民自由，要给农民一条出路。他把房子卖给别人后，他不会再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情要搞活，有个前提是放开，管得过多、过死并不好。农民要交易，就让他交易；农民要进入市场，就让他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以后，我们和农民的问题就画句号了。今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他自己的事，有什么税费该交就交，又有什么不好？

    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单独住，现在搬进公寓楼，住到一起来了，那么谁住楼上，谁住楼下，谁住东头，谁住西头呢？如果发生矛盾引起冲突，又怎么解决？

    宋朝华说很简单，也就三个词：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开，很多事情都好办。我们的纯阳安置小区楼层分配的办法，是先公布各楼层的价格，比如底楼260，二楼270，三楼300，四楼290。大家根据各自经济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户型。如果撞车，就先协商。协商不好，就抓阄。一靠经济杠杆，二靠民主协商，实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哪个先拆完了，哪个就先来选房。先拆完的先选，后拆完的后选，等到最后没得好的了，就不怪我们嘛！结果很多群众连夜拆迁，冒雨拆迁，没有一户强制执行，也没有一户告状上访。农民其实是通情达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看，当然不大会有问题。不过新津县虽然在第三圈层，却是“第三世界领袖”第三圈层的其他县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五、硬崛起

    曾万明迎难而上：

    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再困难的地方也有优势

    2005年8月10日，成都市政府，曾万明的办公室。

    39岁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大邑县前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很低调。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曾万明一再声明，大邑能够有些变化，靠的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有方，靠的是全县人民和整个班子的集体智慧，和他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和别的同志谈也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没有宣传个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邑县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应该让别人知道。至于一定要和他谈，也仅仅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更真切。曾万明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交谈。他嗓音低沉，语气平实，毫不张扬，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能感觉到他平时的风趣和风采。

    曾万明告诉我，他做工作的原则，是谋事不谋人。谋事也就是谋发展，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其实再困难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对偏远、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原来属于温江地区。温江地区有个说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崃、蒲江、大邑。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观念比较陈旧。他去大邑的时候，大邑基本上没有工业，基本上看不到建筑工地，存款只有20个亿，负债倒有6亿多，其中债券3亿多，工资都发不出。所以干部群众思想包袱很重，觉得大邑离成都那么远，发展也没有后劲。

    我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万明说，我当时想的是，改变大邑现状，肯定要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话倒是不错。问题是他们那里一穷二白，要啥没啥的，怎么生产自救？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