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突出重围 (第13/13页)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我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我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洽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sao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问，你们呢？

    陈代康说，我们干部的心态也变了。我自己心态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春城书记经常说，要把工作当做学问去研究，当做事业去追求。这话以前我们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但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解决了干部问题；不但教育和转变了农民，也教育和转变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试行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于是问陈代康：你是派的还是选的？

    陈代康实话实说：我是从县人大机关派下去的，经历三个乡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公推直选的。

    村支书说：我是全票当选的。我们村总共36名党员，到会投票22人，我当时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没参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当支部书记，今年52岁，年纪大了些。不过村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就行。

    陈代康接着说，按照县上的规定，我们将来都要通过公推直选，总有一天要竞职。说老实话，我们真还希望这样做。因为你随便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评价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组织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况乡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倒是有道理。但问题是，成都19个区县市，20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这么想吗？从组织任命变成公推直选，这个弯他们转得过来吗？万一选不上怎么办？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了吗？再说了，这个公推直选的程序是什么，具体的cao作方案是什么，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又是什么？

    我决定走访率先试行这一改革的新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