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 (第5/5页)

講思想理論的文學了。你看文藝作品，看一件已經創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論文則是教你自己去開出世界，自己去創造作品，不限于文藝。是這個緣故，所以史上凡新時代開始，皆是理論文當先。又所以好的理論文必是叫人讀了興發的。刺激是感情的，興發則是知性的。

    我們今做新文學的運動，還是要有理論的文章。

    雖小說的創作亦要是知性的。如張愛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從來風靡一世的，如蘇軾的詩文，小說如三國、西遊、紅樓夢都是有一種知性的光的。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燒，此時只見是一片白光。而許多激動的刺激性的文學，則是感情的不完全燃燒，所以發煙發毒氣，嗆人喉嚨，激出眼淚。知性纔是歡喜的，連眼淚亦有一種喜悅。

    孫先生教我們的革命是要通過政治，但其出發點是憧憬于一個大的理想，即新的對自然界認識與新的對人生的認識，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對待，人有了新鮮的情cao，對物有了新鮮的意思。它是世界性的，亦是帶有民族的個性的。通過政治革命是為實現這個。所以革命的新文學亦從開頭即注定了是要知性的。

    今人以為理論文不可是文學，這個觀念先要改變。再則以為小說是無責任的寫實，這個觀念也要改變。

    文學是寫可珍重的東西。“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與“青青子衿”就使人讀了發現現今尚有許多可珍重的東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擁擠的公車裏男人的下巴接觸了一位少女的額髮，也會覺得是他生之緣。可惜現在都覺得漠然了。有一帶新造住宅村，是午前九時左右，男人們都上班去了，有一家人家的年輕少婦在掃除房間，敞著障紙的格子門，在簷前陽光裏曬棉被拍打，抬頭看見我在門前路上走過，是不相識的人，亦躬身含笑說“早安”這可說是古風的了，然而真是清新得像早晨的太陽。福生市七夕祭的翌晨，我散步時在路上撿得一塊女式手帕，把它放在廟裏神前的桌上。昔人上元夜拾得遺帕墜鈿，有多少遐思，但是現代女人的東西使人不能安心，只好讓神去祓除了。人世原來都是可珍重的，但今要以革命來禊祓。基督教講贖罪，佛教講超度，中國的則是禊祓，像人家除夕把屋宇部來撣塵，把祭器與桌椅都搬出來擦刷沖洗了，好過年都是新的。又像王羲之一班人三月三日集敘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也是“修禊事也”，所以中國文學是講天地清明，不同于西洋文學的向上帝討正義，而從惡魔討藝術。

    中國人尚有西洋人所沒有的，是對于世變的感知性。左傳裏記不得是誰了，他見伊洛之間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為戎乎？吾其左衽矣。”后來果然是戎狄入侵，要齊桓公用管仲來尊王攘夷。這種預知，實從早先的祭政一體而來。西洋的宗教亦有先知，而惟中國的是不落宗教，直接從天道與人事來感知。而且中國的是民間亦皆有此感知。

    印度有講世界劫壞，基督教有講世界末日，但中國的則是易經裏講的“履霜堅冰至”的一個“機”字。一年有春夏秋冬，歷史上亦是有盛衰的季節。世界古代民族多有骨卜與占星術，而中國的卜筮與夜觀天象，則惟借以興感，像風過水面“託微波以陳辭”，對時世的亦惟是這種感知，故又曰、“天道幽微難言”這最嫵媚，天道亦像女孩子的說話，似真似假，不像迷信的著實。中國人的這種對時世變動之兆的感知，關係到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亦使中國文學多有了一個境界。

    對于時世變動的感知，在民的文學裏有童謠與讖緯，與漁樵閑話。在士的文學裏是詩文裏多有講滄海桑田，詞裏有狼淘沙。劉禹錫的六朝懷古詩的“金陵王氣黯然終”，與姜白石的詞裏的寫靖康金兵陷汴京，徽欽二帝被俘，宗室遷都臨安“追想當年事，殆天意，非人力。”元明曲如長生殿裏安祿山亂后李龜年的唱詞十分悲壯，與桃花扇裏清兵南下，史可法在揚州兵敗的激烈盡忠，皆有一種“天意如此”的蒼涼。一部三國演義若去了天意二字就沒有歷史人事的風姿了。拜倫的哀希臘詩，與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皆沒有天意，只見是人事的狹塞。希臘荷馬史詩裏是有神意，而無中國說的天意，所以荷馬史詩裏的亦只見是人事的狹塞。馬克斯講資本主義沒落，但是亦不知尚有天意。所以他推斷的不準。

    中國民間的想法是個人的小事亦有著個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則在是非之初，充滿了未知與創造性。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就是要脫離追從西洋文學的無知，再開中國文學的天意人事的領域，不要單曉得時髦，即要曉得時代。要學孫先生的革命是革的天命與世運，使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又有一飛躍。對時代的敏感在文學裏是知性最高的一面，其實今天應當有人寫一部民國史，要寫得像史記一樣的好文章。

    我們當前的目標還是在反共，光復大陸。但這必定要有思想。最近看了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與“絕對零度下的鋼”，暴露大陸現狀，很是難得，但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民主的社會主義，根本上他並沒有否定共產，可見大陸上今日思想的貧薄，所以這兩部著作並不能讀了使人興起。從革命的意義來看，還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第一，陳若曦的“尹縣長”第二，夏之炎的這兩部著作只可當作資料。

    真真天才的作品雖然不到思想，它亦是革命的，像張愛玲的“赤地之戀”與“年輕的時候”，像朱天文的“青青子衿”與朱天心的“擊壤歌”，甚至看起來似乎與革命無關。因為文學是只要寫了革命的感，不必寫革命的思想，亦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若要造成一個時代的革命氣候，則必定要講思想，所以還要有理論文。

    為達成孫先生交下來的革命，我們今日須要有像反秦朝的劉邦，討平黃巾賊的曹cao的天啟英雄，與張良、韓信、王猛、崔浩這樣知道世界形勢的智略之士。但是有潮纔能有潮頭，歷史上這樣的人才是只有在時代的新節氣中纔能出生，像竹筍的在時令節氣中纔能茁出來，而醞釀時代的新節氣的則是革命的思想運動。

    文章與英雄都如花，我們要來醞釀節氣。

    丁巳年（編按、民國六十六年）八月